我的外婆,陈新友自传
我的外婆在1919年出生,就是农历的羊年。羊象征勤劳,忍耐与强悍。根据华人风俗,每人一出生就是一岁,故,她现在是庆祝90岁生日。
他的命运坎坷,生母在她大约两个月大时病逝。生父再婚,他只好和祖母一齐生活,故缺乏父爱与母爱。
她少年时过着清苦的生活,因为她的祖母的工作只是在菜市场卖菜。少年时,她已经知道贫穷的意义与忍受耻辱。她穿的衣服都是别人穿过的,太大,破损或补过。她没机会上学,而只在家里处理家务。
11岁的时候,他在巴士站与火车站卖甘蔗,后来又到工厂包香烟以及其他工作。这样她才能很节俭地过活。每天,他从早上7时工作到晚上9时,没有任何休息。
17岁时,她最亲密的家庭成员,祖母去世了,变成孤寡一人。生父与后母只好接她回来一起住。但是,她还是很勤劳地供养自己。20岁时,他尝到了爱情并且和一位叫梅财的木匠订婚,2年后正式结婚。虽然他们不是有钱,但快乐,因为她的丈夫赚取足够的生活费。他不再需要工作,还得到爱与关心。几个月后,她怀了第一胎,憧憬着为人之母之喜悦。她的第一个男孩在1941出世,
生活有甜有苦。不幸的,他的儿子3个月大时,日本人侵略马来亚。日治时期,每人都在惧怕与困难中生活,那时工作机会少,粮食也缺乏。她的丈夫赚不了多少钱,她不得不在市场里卖衣服。后来,三个孩子也继续出世了。为了看管孩子,她留在家车衣服赚取微利,每件才数分钱。
孩子读书了,她更努力地工作。除了车衣服,每天她必需为家人煮饭和做家务。每天她工作18个小时,只在半夜一时至五时之间睡觉。
每年初,她都为孩子开学的开销如书本,校服,学费而烦恼。但是,他坚决让每个孩子,无论男女,都能上学。幸运的是,街坊与朋友都很支持她。甚至文冬小学的梁志萍校长给予她的4个孩子学费半价。梁太太也常来看她与借钱给她买书本与其他需要的物件。
他常常劝告孩子“虽然我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,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出头办法是通过教育。你们要好好学习,不要担心学费,我有办法“
她的孩子都听话与完成了小学。但是,她的任务并还没了结。更加头痛的是中学开销更大。那时,多数村童小学后就辍学。为了培育孩子,她很坚决送全部孩子上中学,但是无钱交学费,和朋友借钱,但是,仍旧不够。后来,她的好朋友,李瑞琼告诉她一些教会学校学费很便宜,幸运地,孩子们都考进了教会学校。好处是教会学校是五天制的,孩子们可在周末帮忙她的工作。除此外,孩子们很小就接触到基督与圣经。
她不停地从早上车衣服到晚上,把眼睛弄坏了,不得不入医院动眼睛手术,共住了一个星期,那时她才30多岁。之后,由於工作忙碌而无定时吃饭,结果肠胃出了严重问题,他又入院动手术,并住了10天。幸亏,她的哥哥陈容与大嫂陆群每天拜访与照顾她。出院后,她的大嫂也帮忙她做家务与照顾年纪尚小的孩子。全靠上帝的恩典,她战胜了病魔后,又再为孩子的学业奋斗。全部孩子都念完FORM 5。
另外一位自年轻就认识的好朋友是周素贞女士。为了支持她,她给她一笔钱以充作孩子的教育费,这位朋友信任她会明智地运用这笔教育费,并且告诉她不必赶着还钱。虽然后来这位朋友搬去了吉兰丹,他还不时送新衣服给她的孩子。
当她的孩子们毕业了,有了工作能自立,也结婚了,她还没有完全退休,而以本身的经验来照顾孙子,以便儿女能为职业打拼。她照顾了五个孙子,包括内孙,梅志豪专科医生,梅风婷学士与外孙IR伍志忠工程师和我。我们全部都有工作并且有快乐的婚姻。他也短期照顾内孙梅志彬土木工程硕士。虽然,三个孩子目前在吉隆坡,但是他们和母亲密切来往,并且时常拜访她。我是最幸运的,因为我住在她附近,时常可以尝试她的厨艺,如扣肉,酿豆腐,鸡汤等。
对於华人家庭传统概念,她很执着。小孩小时,她已经教他们团结的重要,特别是在家庭聚会中。每年,她的四个孩子都和她团聚庆祝华族节日,也为她和丈夫庆祝生日。
今天90岁了,她很感谢上帝给她健康与快乐。她很高兴四个孩子,即梅国相,梅爱娣,梅国民,梅爱莲与她的内外孙为他举办此寿宴。目前,她的家族包括4位孩子,10位孙子与10位曾孙。她唯一想念的是她的丈夫,目前与主同在的梅财先生。但是,她今生无悔,每天赞扬主给予她一生中的家庭成员,良友与每一项事情。
愿她获得最好的祝福,因为今天她和他最亲爱人一起庆祝90岁生日。婆婆,生日快乐。希望上帝继续给你良好健康与给你力量让别人同样获得恩典。
作者:伍芝敏博士
译者:梅国民 Dip. In Translation 马大
Sunday, June 29, 2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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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moykokming
- BORN IN IPOH,I STUDIED IN SAM TET SECONDARY SCHOOL, IPOH AND LANGUAGE CENTRE, UNIVERSITY OF MALAYA, MAJORING IN TRANSLATION (ON JPA SCHOLARSHIP). I SERVED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SINCE 1970 AND HAD MY OPTIONAL RETIREMENT IN 1997. AFTER THAT, I WORKED AS EXECUTIVE SECRETARY IN VARIOUS NGOs IN KL & KLANG VIZ TRADE & CULTURAL ASSOCIATIO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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